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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载云和月,靡日不思初发心

时间:2016-11-02  来源:  作者:孙萌萌
      1948年,当20岁的彭克巽拎着小皮箱登上开往大陆的轮船时,这个亲历过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男孩胸怀里揣满了对未来的浪漫想象。此后的68年,时间像一只大手揉皱了所有人的青春,但是,他却从未放弃用最温柔的眼光注视人生,注视故土,注视文学这份人类思想的瑰宝。仿佛这份温柔与浪漫的初心,还一直躺在那条通往未来的轮船上,注视着头顶太平洋的星空。
      彭克巽喜欢果戈里,现在从电商的书城里,还能买到他翻译的果戈里全集。果戈里的名著《死魂灵》里有这样一句话:“青春还有将来,这正是它的幸福。”一个人在青春时期能保持健康、积极,以及对人生最温柔的向往是容易的,然而当时间把离合的残酷都展现给我们之后还能保持最初的纯真与温柔,是种不可多得的福气。
今年已88岁的彭克巽,恰好就拥有这种福气。
                                  “《望穿秋水》讲的就是祖父的故事”
      1982年,彭克巽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叫《赤坎抒情》。赤坎,就是台南的赤坎楼。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备受两岸游客青睐的旅游景点,而在彭克巽的心中,这里,记录了他珍贵的幼年时光。
      “赤坎——连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祖父曾牵着我的小手,几次登上你的古城楼,遥向那白茫茫的大海致意。”在《赤坎抒情》里,彭克巽这样描述与祖父一起的时光。“我祖父是澎湖西屿岛教汉文的老师,日本统治时代他在那里开书塾,教汉语。”彭克巽说,“西屿岛是澎湖的第二大岛。我的祖先,是从大陆到西屿岛定居的。而我的曾祖父曾经是台湾府学的秀才,所以我祖父从小就会汉语。1937年以后,他一直教书塾,是西屿岛比较有名的汉语老师。祖父喜欢到海边望着海峡对岸,想着故乡的船什么时候能来。1983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向《台声》杂志投稿,名字叫做《望穿秋水》,而《望穿秋水》讲的就是祖父的故事。”
      即使已经年深日久,彭克巽仍对祖父那遥望着故土的孤清身影记忆犹新。祖父的爱国情怀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里。所以,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当二战结束,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时,彭克巽的心境。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原来上的中学改成了高中部,而我,是台湾光复以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彭克巽骄傲地说,“1948年,我从高雄中学毕业,那时北平师范大学从全国各个省招收保送生,台湾也有5个名额,全台每个学校都可以报一个学生来竞争这5个名额。我们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就通知毕业班的学生说:‘谁想到北平念书,可以来报名。’当时我一心想念文科,思想也倾向于(大陆)这边,于是就报名了。因为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不错,高中毕业考试还考取第一名,教务处主任还对我笑言:‘你报了,别人就报不了了’。”
      年幼的孩子突然要赴陆求学,彭克巽的父母都很舍不得。但是因为他心意已决,他们只能尊重孩子的意愿。于是,这一年秋天,彭克巽拎着小皮箱,在父亲和朋友的簇拥下踏上开往基隆的火车,从那里搭船,辗转抵达他心心念念的祖国大陆。
      “我记得那时火车的铁轨经过我家门口,我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去车站,而是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等在铁轨旁边。那时我当然不知道,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我的大学生涯是在三所高校里度过的”
      怀着憧憬与兴奋,彭克巽与同届的同学和已经在大陆念书的几位台湾“公费生”一起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那是一艘美军退役的运输船,被美国给了国民党当局。当时卖的船票分一等票、二等票,这都是有铺位的,还有一种没有铺位的‘等外票’。我们几个都是来自工薪家庭,所以都买了‘等外票’,每个人还背着台湾的棉被,晚上大家把棉被往甲板上一铺,就睡在那里。那时几个同龄的伙伴,一起躺在甲板上看着满天的星星,非常有诗意,很舒服。大家都在谈论,到了大陆,要学本领,建设祖国,回报家乡。如今回忆起来,已经过去60多年了。”
      就这样,怀着最新鲜生嫩的期待,彭克巽顺利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但是,他骨子里真正喜欢的是俄语,于是决定转考清华大学俄语系。“我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起源还在台湾,高中的时候,我看了日语版的《穷人》、《罪与罚》这两本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有一次,我坐火车从高雄去台北,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大学生在看一张俄语报纸。我过去问他:‘你看的是哪国的文字?’他告诉我是俄语的,我就一直在想,俄语是怎么传到台湾的,如何出版了报纸,怎么传播到大学生手上,这些问题让我很感兴趣,从此,就决定要学习俄罗斯文学。”
      他很顺利地被清华大学俄语系录取了,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生活,而1952年,变动再次来到:大陆高校院系调整,彭克巽被调剂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俄语,直到毕业。“所以我的大学生涯是在三所高校里度过的。”彭克巽说。
      或许是受到祖父的影响,彭克巽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从此之后的数十年,一直在象牙塔内与他挚爱的文学为伴。
      “我们在给俄语系学生讲课的同时,还要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课。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北大77届、78届中文系的学生,那时我给他们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题课,有时候是在晚上,百十来人在大教室里上课。我一面讲,一面听见教室里‘刷刷刷’记笔记的声音,讲到有趣的章节,教室里又会洋溢着一片笑声。作为一个老师,我与学生交流,跟学生产生了共鸣,这真是让人快乐而难忘的事。到现在我和我的学生们还有很多交往,当然,其中有一些现在都已经是博导了。”
                                   “何时能让故乡的父老也看到这些烟火”
      1949年,彭克巽实践了自己的理想,顺利考入清华大学俄语系。而这一年,最令他开心和难忘的却不是被清华录取,而是另外一件事。
      “9月初,我去清华报了到。清华很著名的历史教授吴晗先生给学生们带来消息,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还要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所有的学生都沸腾了。”
      那时的北京城面积远不如现在大,如今的“宇宙中心”五道口彼时还在城外。开国大典当天,彭克巽和同学们很早起床,从清华园坐火车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观礼。
      “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就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时的心情至今难忘。参加完开国大典,我们还参加了之后的游行,游行结束后,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舍不得就这么离开城里,于是跑去找一个已经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的台湾同乡。晚上,我们两个人到天安门去看烟火。在台湾,我们是很少看到烟火的。看着满天的烟火,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谈,何时能让故乡的父老也看到这些烟火?在心里这样想着,这样期待着。”
      怀着对家乡的绵绵深情,彭克巽还积极地参加不少对台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很热情地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我所看到的中国农村》,讲的是我见到的大陆的农村生活,因为那时候台湾那边还不是很了解这些事。结果很有意思,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回乡探亲的时候,在我母校高雄中学的欢迎会上,一个同学跟我说:‘哎,当时我还听过你的广播呢!’”
      那是1991年,彭克巽第一次返回台湾。幸运的是,他的父母都长寿,等到了这次阔别43年的重聚。“当时要想回一趟台湾,是很麻烦的,两岸没有直航,还要到香港转机。那时我母亲已经病重,我是强忍着眼泪回到老人的身边。”
      在彭克巽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她(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拉着我到祖先的牌位前点香拜拜,嘴中念着谢祖先的保护,阿巽今天终于回到家了。受了母亲的感动,在拜拜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父亲是个镇静而实际的人,第二天一清早就带着我到市场去品尝家乡的豆浆。”
      离家时还是壮健的青年,再与父母团聚两鬓已染上白霜,当彭克巽再走上童年时嬉笑玩耍的小路,再登上祖父拉着他登上过的赤坎楼,往昔的记忆似乎从未沾染岁月的风尘。而到暮年仍然壮心不已的彭克巽对年轻人的期许也如少年时一样,从未曾改变: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回馈家乡。
      “我期待着,期待着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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